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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国故事系列五:在澳洲第一次当记者也有意思

2019/10/20 8:00:37

出国故事系列五:在澳洲第一次当记者也有意思

第一天排版,感觉脑筋都要扭断。总编给了几篇打印好的文章,告诉几个排版规则,就让我动手。真是急得浑身细汗,动足脑筋,可不是错了这规律,就是犯了那大忌。他人都已下班,太太一边陪着我,“别急别急”不断地说。可我天生就是个性急子,何况,工人一边等着,只等排版结束,立刻送去印刷厂,隔天报纸就上架,一环扣一环,一环耽误不得。

 

排版这活像下棋,下了死棋,难再活来。怎么都“走”不活,一咬牙,我将先前排了小半天的版全部作废,重新复印文章,重新裁剪,重新排版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直到晚上近十点,才总算马马虎虎排成。回想起来,报社也真够大胆,万一排不出呢?报纸就不出了?怎么竟把一件如此严重后果的事,搁在我这样一个毫无经验的人身上,甚至都没留下一个有经验的人一旁呆着,以防万一?

 

然而,一通百通,第二天开始,我便豁然开朗。我的人生经验是,世上的规律都是死的,而用好规律,则是件极其活的事。就像排版,不能只看一步、二步,好的排版,要从开始就把后面所有步骤想个大概,然后才是灵活运用所有规律。不到一星期,我成了报社公认的排版排得最好的。布局合理,疏密有致,标题字体大小粗细有章有法。一星期后,总编把头版的排版工作交给了我。头版是所有报刊都最重视的。如此信任,该说不寻常。

 

第一次当记者也有意思。

 

我是个既外向又内向的人。外向时非常外向,不懂转弯抹角,直截了当非常,别人不敢说、说不出口的话,我都敢说,都说得出口。从小,母亲老说我出口伤人。但同时,我又是个极内向的人,知道得远远大于说出的;不擅大庭广众前发言,不擅采访他人、追问他人,特别是采访追问生人。

 

进报社不久,为“欢迎”十五年前越南战场回来的士兵,悉尼第一次正式举行大规模游行,总理和反对党领袖都将出席。总编派我为记者,参加并报导这次游行,能够的话,希望我采访几个街人或游行者,再拍几张领袖们的近照。我有点纳闷,问:领袖是可随便走近照相的?总编说:当然可以,凭记者证,工作人员就会让你走近。

 

就凭一张记者证?都不鉴定真假?感觉稀奇古怪。

 

我的内向性格,决定我不是当记者的料,外加英语不行,英文世界更不是当记者的料。但我有我的强项。那天是周末,太太陪我同去。整个游行,我谁都没采访,就站街边感受气氛,看游行队伍,看街道两旁的人,看各式各样人的各色各样表情,再有就是,看人们手里举的牌子、游行队伍拉的标语,看它们写的是什么。不懂,就让太太翻译给我听。

 

那天,见一年轻女子手捧一捧鲜花,像在等人,始终张望,直至游行队伍中见到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废军人,她走出人群,上前,将鲜花献给了这个值得她表达敬意的陌生人;一个四、五十岁的妇女,手举一块牌子,上面写着“感谢你们把我的儿子从越南带回来”;街边人群中,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,像是完全不知这些士兵十几年前就已战场回来,不停地对着游行队伍喊:“欢迎你们回来,欢迎你们回来!”够了,够了,每个画面都透露一种心态、一种情绪,都隐藏一个可被猜想的故事,已足够我写一篇作家型报道。

 

那天,霍克总理和他太太站在市政大厅门前的石阶上,离人群二三十米,周围几个警察,不多。其实,人群中的我,足以拍下他们的照片,但因好奇,我想试试,想看看总编的话到底是否灵验。万没想到的是,我只对警察指了指胸前的记者证,说了句,我想近前拍几张总理先生的照片,他们只是看了看我,就给放了行。简直不敢相信。走到离开霍克夫妇大概八九米处,我站住了,没人拦,其实还可走近,但是够了,我已心满意足地享受了不可能享受的“待遇”。

 

那篇游行报道文章刊出后,一个当地前辈文人,早年上海四大公司之一“新新公司”的第二代东主,碰到我,非常感叹地说:“那天的游行我也看了,可怎么就没注意到你所注意的细节?”这大概就是作家和记者的不同,我想。记者更多偏向冷静客观报道,作家则更多喜欢根据细节、气氛写感性文章。当然,就写作能力,如我之前所说,大陆人士确实相对高过当地人士。我是到得最早的大陆人之一,是当时华文报中第一个出现的大陆作家。后来,如我写过的介绍澳洲华人文坛状况的文章中所说:八十年代起,陆续赴澳的原先大陆文化工作者,很快进入了当地各家报社,成为骨干,几乎达到清一色程度,轻而易举地对澳洲的中文领域进行了“颠覆”。

 

当时报社都是香港人。当时的香港人自我感觉极好。这好其实是被大陆人“宠”的。那时的大陆人,说起“香港”,声音都高八度;哪家有个香港亲戚,走路胸都抬高不少;有机会去趟香港的,足够眉飞色舞吹上一二年。然而我们夫妇有个共同特点,就是不亢不卑,对谁都一样,且始终如一。因为专业水准过硬,在社内,受到一定尊敬,老板对我们特别客气,经常下班晚了,会请我们去餐馆吃饭。开始,这份客气,我们不习惯,还有几分警惕,后来知道,这是香港人的风格,当然,是好风格。

 

一次,电梯里碰到老板,知道我们夫妇是上海人,有几分夸张地说:“哦,上海人呀,很厉害喔,香港很多大老板都是上海人。”又一次,电梯里碰到我太太,老板依然那样夸张地说:“你先生文章写得很好,很感人……”